人类在慧识悊学文化期，由于“德一”出现分解，自然地产生出五行属性的仁、义、礼、智、信五德。
人们如果不进行修身明德的实践，“少私而寡欲”地自律，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素质就必然无可遏制地逐层级下滑，只有修身明德内求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但是，由于欲、贪、情的腐蚀性无孔不入，人们若缺乏对道德的厚实忠信，也就难以改变自己以及社会。
特别是，人类的心灵是一身之大主，内在的礼德丙火能量一旦缺失，生命内境就必然逐步由昏暗转向完全的黑暗，历史上在礼德开始失去稳定性时所诞生的礼仪，在初期就是为了预防和改变这种下滑。
而对于内在的礼德与外在的礼仪，非常有必要进行条理分明的归类，以利于指导修身明德，重新点亮心灯。
展开剩余87%表2-3对礼德礼仪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其中包括：
在如何重建和实现礼德与礼仪方面：礼德的重建和实现，必须修身明德——立民信，启民智，通过人法地修身，严格按照次第逆修意识和智识，进而修成礼德；礼仪的重建和实现，则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环境影响，在意识上进行反复的学习和练习，潜移默化而形成。
在治理模式方面：礼德的治理是从有为修身入手，出有入无，而进入无为治理主持下的有为无为圆融统一的治理；礼仪的治理则是在意识主持下的有为治理，因此具有回归王治则有益、维护霸治则有害的特点。
在作用范围方面：礼德的作用范围可以概括为心明照智识首焱脱阴转阳，礼火生阳土信制妄意霸治；而礼仪的作用范围则是通过直接对眼耳鼻舌身的行为规范，来直接或间接地拴心猿锁意马，对心和意进行治理。
在对七识的功用方面：礼德的功用是恢复前六识的无为治理功能，开发潜力，将潜意识转显而恢复职权，转慧识重组内圣治理；而礼仪的功用则是对前五识持正规范错误具有较佳的功效，对意识具有较强的约束规范作用，但是对智识的约束规范作用却相对较弱。
在清理六欲与贪私的作用方面：礼德阳火明亮，能够净贪化情使慧识出现。阳火生阳土信德，能够清除六欲扶生阳意；而礼仪则是对六欲以及喜、怒、哀、乐、怨五情具有抑制与规范的功效。
在适用对象方面：礼德修身适用于儿童少年和成年人中具有上士素质的人士，以及有志于从中士转为上士的实践者；礼仪则是适用于中士和下士，并且所有不具备上根者，都应该在立信启智的前提下修持礼仪。
以上对于礼德和礼仪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提纲式的分类，认真地掌握好这些分类，有益于我们正确区别礼德与礼仪的不同属性，更好地在修身明德的实践中加以把握和应用。
正确认识礼仪文化的局限性
（一）外用礼仪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外用礼仪学说，早在智识哲学文化期的中后期，就失去了原有的“内成外就”的简朴与自然，产生了智识哲学文化依据慧识悊学文化观察的结果而创编的礼仪型规范。
在意识哲学文化全面取代智识哲学文化的过渡时期，也就同时大量出现了意识哲学文化类型的礼仪，相比智识哲学文化期的礼仪而言，更加脱离无为自然性，更为教条化。
周朝八百年的历史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征，伴随着慧识的迷失和智识向意识下滑的转化，随着修身内求实践方法的放弃、实证礼德的丢失，这一历史阶段外求于礼仪的现象也就更加复杂化和精细化，从而成为礼仪学说的鼎盛时期；
而内修礼德、礼型于内的修身实证，则逐渐远离主流文化社会，被智识哲学文化所全面边缘化。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礼仪行之于外，外求于仪礼的形式化，成为社会的必然需求。
礼仪文化的鼎盛，说明心灵的阳丙火不能诞生脾信的阳土，而只存在阴丁火生阴土的能量运化，这必然导致信德下滑，妄意崛起，欲望膨胀，六识乱动，霸治形成。
因此，礼仪文化也就并不能挽救社会的全面动乱。
中国社会在霸治的争斗中，经过了东周末期和战国四百多年相互拼杀的战乱，才终于趋向平静。
汉代的早朝，虽然由于推崇黄老道德根文化的治理学，经过几代人的积累，诞生出了文景之治的辉煌，但是与此同时，意识哲学文化全面取代智识哲学文化，彻底抛弃慧识悊学文化，将原本诞生于先天无为当中的文化完全后天有为化的转变已经日趋成熟。
到汉武帝时期，背弃孔子原儒的智识哲学文化思想方法，乔妆打扮为儒学的官方常道意识哲学文化终于全面登上历史的舞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对道德根文化的剿灭，是对孔子原儒思想的全面背叛。
官儒以意识哲学文化代理人的面貌进入汉代的主流文化舞台以后，集国家之力，穷儒士之能，重新构筑意识型礼仪治理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周朝早就形成的礼仪文化文献进行全面的搜罗和编修，形成了较为著名的三部礼学经典，这就是《周礼》《仪礼》《礼记》。
而慧识悊学文化期关于礼德修身的核心论著却集体“被失踪”，“豊型於内，胃之惪（德）之行”的修身明德方法从此无影无踪，都在编修时被剔除出了历史的文库，以此来维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权威性、唯一性。
霸治的专制性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玩弄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文化手段，通过文化清洗、教育垄断，操纵而形成错误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集体认同，实现谬误型的国家性共识，而将黄老道德根文化全盘挤出社会主流文化的舞台。
（二）外用礼仪的文献“三礼”简介
《周礼》《仪礼》《礼记》，统称为“三礼”。
《周礼》又称为《周官》或《周官经》，是儒家通过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文献汇编。
古代中国由于先后层级性地经历了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社会，才滑向礼治时期，对道德文化的信仰并未缺失和突然出现断层，因此并不具备像其他民族那种迅速诞生宗教的文化土壤。
礼所包括的祭祀等仪式，同样并未像其他民族那样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以文化的形态延续性地被礼治规范着，从礼德修身逐步淡化内涵而外延成礼仪规范，从而在慧识悊学文化消失以后很快就转化为单纯外用的智识礼仪与意识礼仪，采用仪礼文化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
因此，今天我们再来仔细研究《周礼》，就可以发现其中记录了不少古代以人法天的礼治内容，很多都是对慧识悊学文化时期礼治内容的转录，但是只有结合礼德修身的理论来进行解读，才可以解开其中许多的谜团。
有一百多卷的《仪礼》，是一部详细的礼仪制度章程，记录的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礼仪，其中有很多内容也是对慧识悊学文化时期礼德修身的外在行为举止要求的一种转录，告诉人们在何种场合下应该穿何种衣服、站或坐在哪个方向或位置，每一步该如何去做等等细则。
商、周时期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繁缛复杂，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这说明在外求法中用建立众多形式主义的威仪，实现维护礼仪权威性的目标，早在周朝时就已经表现出了“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的状况，这已经是难以扭转的社会共性现象。
《仪礼》传到汉代以后就只剩十七篇，被汉代官儒所采用，称作《礼经》，到晋代始再次将它们称之为《仪礼》。
在一部《礼经》的定名变化上，就凸显了礼的概念变化特点。在“三礼”当中，《礼经》成书最早，最先取得“经”的地位。
在《汉书·景十三王》和《汉书·艺文志》当中，都将《礼经》称为《礼》。
或许由于在《礼·士礼》篇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汉代人还经常把《礼经》称为《礼记》。
据段玉裁考证，《礼经》十七篇的标题，在汉代均无“仪”字，东晋时才开始出现《仪礼》之名，但是并未通用，直到唐代中期，《礼经》用《仪礼》之名成为通称，沿用至今。
《礼记》，是《仪礼》的“记”，是战国至汉初儒家礼仪论著的总集。
《礼记》的内容包括礼制和儒家哲学两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物制度、典礼、祭祀、教育、音乐和儒家学说的重要参考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131篇，西汉戴德删为85篇，名《大戴礼记》。
他的侄子戴圣又删为49篇，名《小戴礼记》，收入“十三经”中。其中的《大学》，本是道学教育学的重要文献，但仍被儒学冠名加以收录，对后世影响很大。
——选自《中华传统五德修身文化·礼》，作者：熊春锦， 2018年，第066—0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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